三

对樊城的第三个认识是樊城的经济实力代表襄阳的经济实力，“樊城熟，襄阳足”。

编撰于清乾隆五年的《下荆南道志》卷首绘有一张《水星阁图》，窃以为是历代方志中最能代表襄樊二城城市关系与功能区分的绘图。画面上，襄阳城大北门威严肃穆，一片寂静祥和；而对岸樊城岸边商铺、会馆密集排布，错落有致，码头千帆林立，竞相待发，一片繁荣景象。这种视觉和感觉的差异一直持续至今。沃尔玛、武商、家乐福、万达、绿地、麦当劳等商业、地产大咖入驻襄阳时布点首选樊城，看中的便是樊城自古集聚的人气以及流淌在大街小巷浓郁的商业气息。

城市也叫城市聚落，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市”则是指商品交易的场所。城市的起源从根本上来说，有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两种类型。作为军事要地，襄阳、樊城都是先有“城”，后有“市”，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两者在城市功能的划分上逐渐形成一个重“城”，一个偏“市”的架构。

南宋绍兴五年，襄邓两县合并，襄樊二镇合一，“两套班子”必然缩减为一套，这就为襄阳城成为合并后的政治中心提供了可能。其实早在东汉末年，刘表让襄阳城一度成为“荆襄九郡”的首府。后来，襄阳城一直是州、道、路、府、县的治所，加上地理形势及历代官府的经营，是襄、樊合并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不二选择。樊城先因合并失去了政治治所地位，在国家统一的元明清三代又失去了军事地位，“城”的意义几乎消失殆尽。所幸的是，在政府“南城北市”“南政北商”的城市功能定位确立后，樊城承担了这个城市“市”的绝大部分职能。凭借优越的水路交通优势，樊城很快发展成为汉江中游地区的大型市镇乃至中心市镇，成功地完成了由“城”而“市”的转型，实现了由政府驻地、军事要地到经济商埠的华丽转身。有学者认为，明清之后，襄阳的政治地位逐渐式微，被武昌取代。而其历史地位不至彻底衰落还能保持至今，更多由于市镇的力量。樊城无疑是这个“力量”的最大贡献者。

史料记载，明嘉靖和清道光、咸丰、同治三代有过在樊城修城浚濠、增加砖垛炮位的历史，并美其名曰：“鉴宋、元往事，而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当因时修筑以固疆圉者矣。”随着军事功能的丧失，商业功能的崛起，樊城城墙的废弃已是必然结果。那几代主持修城浚濠的同知、县丞们或许是因为驻扎在此，想和对岸一样，保留城池，享受城池带来无尚的威严和荣光。可惜终究是风吹雨打花落去，商业市镇的发展不需要城墙，也没有当代文物保护或借古城墙发展旅游的概念，需要的是疏交通，建堤防，修码头，整街道，引商贾（招商引资）。于是除了同知署外，一批适应市镇功能的机构在樊成立，虽然樊城的街道因为历史的缘故仍然保持着唐宋军镇的流风余韵。

市镇乃商业实体，政府必然利用税收杠杆对其实施监控。如清代咸、同年间，襄阳府、县的关榷就是征税的关卡均设在樊城镇，包括落地税关、牙厘专局、药土税专局等等，建立了一套体制完备的税收体制。同治《襄阳县志?食货志》留下一条有趣的税政旧事，即运抵樊城的货物并非都得缴纳落地税，“凡货物到樊，虽落地，并不交易，贩运他方销售，抵岸时由行户开单，报局挂号，盖用戳记。临行时报局验明放行，概不纳税”，宽松的税收环境无疑为保持汉江货运集散地地位乃至樊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规整有序的街道是市镇的一道风景线。坊间传说樊城自古便有“九街十八巷”，而且言之凿凿。但乾隆《襄阳府志?市镇》记载：“樊城镇，在郡北门外，临汉江。宋元有城，废。分驻同知一员。其街市分七：曰两河街，自大马头（即码头）上至西敌台。曰华严寺街，自大马头下至杨家巷。曰上中正街，自杨家巷至大桥口。曰晏公庙街，系通邵家巷及姜璜街、后沟、水星台。曰中正街，自大桥口至回龙寺。曰下中正街，自回龙寺至迎旭门。曰丰乐街，自迎旭门外至王家台白河嘴。”光绪府志的记载大同小异，这让我多少有些怀疑“九街十八巷”的说法是否是拾了别人的牙慧，或者赶了别人的时髦。清代的樊城“七街”想必是当时最为繁华的街道，其盛况如同上世纪90年代初的“劳动街”。如今“七街”或消失或改名，几乎无存，而磁器街、炮铺街、机坊街、皮坊街、油坊街、铁匠街、当铺街等以行业入名的街道绝大部分尚存，这些街道还有至今遍布樊城的会馆、公所、码头、商铺等等，无不昭示着当年樊城手工业和商业的繁盛。单说会馆一项，襄樊目前所知的二十一家明清会馆竟然全部集中在樊城。交通路上有个三义庙，据说是主祀杀猪行的祖师爷张飞的，内存的“永远遵行”碑，是襄阳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通牙行制度遗碑，这反映出樊城市镇功能的齐全。年12月，襄樊市成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樊城老街区、老街巷、老会馆、老码头的存在是申报获批的重要依据。

明清市镇按经济功能一般划分为商品流通型市镇、交通枢纽型市镇、手工业专业市镇等，而樊城集多种优势于一体，成为商业辐射力强大的复合型市镇。襄阳被公认为“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城，更多也是因为樊城商业市镇的作用。因樊城镇“阻山林，带江汉”，“许、关、洛、晋、卫、郑、陈、齐、宋之交，汉沔、巴蜀、吴越之际，舟车惟其所适，货贿迁化，漆、丝、羽、革、麦、布、缕，沾被原野，湖海无迩远，是诚水陆之会，南北所扼控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客商往来，形成“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千帆所聚，万商云集”的手工业重镇、商品流通和货物转运的重要集散地。中俄蒙正在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茶道”，襄阳是“万里茶道”的转运中心，是万里茶道一个“绕不过去的点”。当年，晋商在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先运到汉口，再经汉水运至樊城或老河口或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然后改用驼队穿越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终抵达恰克图同俄罗斯商人进行国际交易。这是“万里茶道”的一条主线。襄阳“万里茶道”申遗方面首席专家叶植认为，往北到河南洛阳的传统商路基本上就三条：一条是从樊城上岸直接走旱路到洛阳；另一条是在樊城卸货，换体积小的船，驶入较窄的唐白河，到河南的社旗上岸奔洛阳，这条路线因多走一些水路，成本较低；第三条是经樊城继续往西到老河口，在老河口上岸卸货，换上骡马往洛阳。不论从哪条线走，樊城都是茶商们的必经之地。据说，国家“万里茶道”申遗专家组最开始准备将襄阳城列为襄阳节点的遗存代表，当看到樊城丰富的码头、会馆和老街资源时，立即被震撼，并迅速改变了申遗方案。作为商业古埠的重要遗存，码头、会馆和老街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迅速提升。

茶路其实只是樊城作为商路埠口的一个缩影，也是樊城明清时期作为商业重镇一个例证。清代王士祯康熙十一年（年）十月二十九日曾因公路过樊城，他在《蜀道驿程记》中记下了他在走马观花后形成的樊城印象：“樊，与襄阳隔水相望，实为南雍屏蔽。盛时为吴楚大贾辐辏之所，酒楼歌馆鳞次十余里。自闯（李自成）、献（张献忠）二逆相继陷襄，皆先据樊，由白马洞南渡。数年来流移稍归，居人尚数千家。”当代汉水文化研究专家鲁西奇教授在寻经索典、潜心研究后指出：“明初，樊城已是襄阳城外最重要的市镇。至迟在天顺间，樊城的市场地位已远超过襄阳城。故至弘治五年（年），乃以樊城为‘各处商贾凑集，流民杂处，故多盗贼，深为地方之患，乞增设巡检司于此缉捕’，反映出樊城之地位已十分重要。襄阳府巡捕通判移驻樊城，是樊城发展史上大事，表明樊城商业之发展、户口之繁庶，已超过了襄阳城。”这个结论才是我们这个“闲话”所要的。

同襄阳城相比，当代的樊城依然保持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强大优势。上世纪60年代，樊城借助国家“三线建设”的契机，大力发展轻工、纺织、机械、化工等现代工业，如今面临拆迁改造的工业区一带当年几乎堪称内地织造第一城。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当时的“襄樊市”成为“中国明星城市”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古城襄阳摆脱发展的瓶颈期，重新确立在湖北的经济发达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的樊城，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异军突起，商业、现代工业、信息产业、物流服务业百业并起，引领襄阳乃至汉水流域经济发展的潮流。“樊城熟，襄阳足”，套用这句古语，对于认识樊城对于襄阳的经济意义或许不太过分。当我们在享用发展成果时，别忘了樊城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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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俊勇

责编：玉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