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1/1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接上篇:一个飞贼引发的“北平大谍案”(上)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原型是李白,纪念馆离中共一大会址不远),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然而,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虚构场景,不可能是真实的的情况。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因为即便电报员没有像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另一方在收报的电台惊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抓捕秘密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能一并起获,并且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更关键的是,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顺藤摸瓜,挖出整个地下情报网络。

年9月24日清晨,国民党保密局特种工作组特务在组长谷正文的率领下,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要抓“活电台”。

“飞贼”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当场被特务抓获的一共有四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

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在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

这个装满了原始文稿的柳条箱,成为整个中共北方地下情报网络崩溃的关键。

柳条箱

(示意图,原物为中共五大代表李维汉使用过的柳条箱)

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为什么李政宣电台不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时情报任务的特殊性,造成了这一情况。

通常通过秘密电台传递秘密情报,内容越简洁越好,一般是十几个字甚至几个字,几十字上百字都很少见。然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居无定所,严重依赖电台与外界联系,除了收集秘密情报还要收集公开信息,再怎么简化,内容也很长,对于北平秘密电台来说,这种情况尤其显得突出,甚至连北平市的某些重要物资价格,都要发往延安。

之所以留有大量电报底稿,就是因为该电台发送情报的电文内容常常很长,故易出现接收电文的差错,延安方面便会来电要求核对。再加上发报的时间并无规律,核对电文的时间往往也会在很久以后,并且时间并不确定。因此,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保留一些重要电文底稿,以便核对。

第二,由于一直工作很顺利,没遇到什么危险,所以情报人员以为自己很安全,出现了懈怠心理。因此,明明是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做法,竟也就成了常例,并且也没有将底稿妥善保存,而是随便放在了床底。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的爱女陈琏及其丈夫袁永熙,居然也牵连在这件谍案之中。就在案发前一个月,袁永熙和陈琏刚刚举行婚礼。

袁永熙与陈琏结婚照

陈布雷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同乡和最亲近的侍从主任、国策顾问、智囊,在蒋介石身边工作长达20余年,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是蒋介石的心腹要员。袁永熙也是出身显赫,广有人脉,夫妻俩都是毕业于西南联大,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教授是袁永熙的姐夫,孙国华教授是他另一个姐夫,吴晗教授是袁永熙的好朋友,朱自清教授则和孙国华相熟,对袁永熙十分赏识,可谓“金童玉女”的组合。隆重的婚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太太、小姐们应邀而至,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证婚。北大、清华校友们送的礼物是一套《鲁迅全集》。

然而,夫妻俩的隐蔽身份都是地下党员,袁永熙是北平、天津南方局系统(暴露的电台属于北方局,因此并无瓜葛)地下党负责人,陈琏在读高中的时候已经秘密入党。“陈布雷的女儿女婿”这块招牌,为他们夫妻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正是这场婚礼上,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袁永熙交换了名片。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牵连。田仲英是王石坚系统北平情报小组成员,与陈琏虽然熟识,双方不是同一个系统,互相不知对方是地下党,田也不知道袁永熙其实也是地下党。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李政宣叛变后,不但供出了田仲英,而且说记得北平地下党有个姓袁的。特务先是逮捕了田仲英,接着从田处找出了袁永熙的名片,紧接着就来到棉花胡同甲5号袁永熙夫妇的住所,在家中搜出了“民青(民主青年联盟)纲领”等文件。于是,这对刚刚度过蜜月的新婚夫妇双双进了牢房。

国民党特务用尽一切办法,也没能使他们屈服。于是,北平的特务把陈琏、袁永熙用飞机押送到南京,关在国防部保密局,听候发落。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后,面临威逼利诱,陈琏、袁永熙机智应对,使军统特务无隙可乘,一无所获。

女儿和女婿以“共党嫌疑”之名关押在南京国防部,无异给一向标榜“效忠党国”的陈布雷以公开的羞辱。他反复权衡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陈布雷

其实蒋介石早就接到密报:袁永熙、陈琏只是“嫌疑”而已,况且蒋对陈布雷这个跟随自己20多年的心腹智囊十分了解,他不会轻易开口求人的。看了陈布雷的短信,蒋介石必须对此案有个了结。在一次宴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后,蒋介石告诉陈布雷:“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过,不是共产党,是‘民青’(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于是,陈布雷开始为保释陈琏和女婿出狱积极活动。

年5月底,陈布雷和国民党元老叶公超出面具保,袁永熙夫妇释放。但由于“民青”的关系已无法否认,袁永熙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了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坚持加上“并未”二字,以示不服。陈琏夫妇回到南京,陈琏到国立编译馆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当科长。遵照地下党的安排,他们潜伏在陈布雷身边,继续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直到年11月13日陈布雷因看不到国民党未来的前途与希望自杀身亡,袁永熙夫妇离开南京,又加入了解放北平的革命队伍。

袁永熙夫妇逃过一劫,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保密局的特务们顺藤摸瓜,在北平、沈阳、南京、西安、兰州、承德、保定等地逮捕了多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其中不乏少将甚至中将级别的高官。仅在北平被捕的人员中,就有五名是第十一战区本部的将校级军官!他们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丁行,十一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兼作战科科长朱建国,十一战区司令部二处少校情报参谋石淳,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上尉情报参谋赵良璋。

谢士炎

谢士炎出身于国民党陆军将官门第,其叔伯兄弟有9人毕业于军官学校,其中6人成为国民党高级将官,可以说是家门显赫,将星璀璨。祖母彭太夫人去世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政府主席林森以及军政要人何应钦、程潜、张治中、俞飞鹏等数十人亲笔题赠的悼词与挽联,皆刻印于族谱,保存至今。伯父谢绍安,中央陆军大学毕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父亲谢绍先,清太学生,曾在湖北陆军任军需等职。年,15岁的谢士炎随伯父来到南京,先考入国民党工程兵学校,以后又入陆军大学第十四期深造。毕业后,成为一名能征善战,文武双全的国民党青年将领,在抗日战争中因战功显赫,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擢升为少将参谋,成为国民党内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按照常理说,以谢士炎的出身、地位,绝无可能背叛国民党投靠共产党。

所有的转折,发生在抗战胜利的“接收工作”中。国民党搞的所谓“接收”,很快变成了一场“大劫收”,并使得国民党迅速滑向腐化堕落的深渊。

日本刚宣布投降,国民党政府就将接收的地区划分成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七个区,分别派遣军队和大批官员前去接收。据不完全统计,接收日、伪工厂座,价值约达20亿美元;接收日本侵占的大量物资、金银、房地产、仓库等,约值10亿美元以上。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日、伪物资价值亿元法币。实际数字当远不止此数。这批资产,形式上是由日、伪占有转移为国民党政府所有,实际上完全由官僚资本集团控制。

接收日伪资产,虽然吃相难看了些,但毕竟还勉强说得过去。更为恶劣的是,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还凭借政治特权,将大量民有企业和资产指为敌产,以“接收”名义加以侵吞。

有些被日、伪霸占的民有企业,即使发还原主,也将日、伪原有股份变为官僚资本股份或另增加“官股”,由官僚资本控制。由于官僚资本的吞并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税盘剥,民族工商业大批破产。如上海原有民营工厂家,倒闭家,占原有厂数的75%。

对于民族资本家来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处境,居然还不如当初日伪统治时期,那还抗个哪门子日啊!在日、伪统治下长期惨淡经营、受尽煎熬的民族资本,抗战胜利后竟遭到如此严重的掠夺和摧残,使许多民族工商业者极为愤懑。

国民党的接收,与建国后共产党搞的“公私合营”又不一样。这些被侵吞的财产,大部分都落入了个人腰包,官员利用权力中饱私囊,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而国民党政府的税源进一步枯竭,为将来的财政崩溃埋下了隐患。

国民党号称自己代表全体国民,却搞得国民皆穷,天怒人怨,只有一少部分“自己人”发了横财,也把自己放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上。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各级接收机构和官员竞相抢掠,大发横财。北平被接收的日、伪物资,入库的数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据为己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利用职权侵吞日、伪房产余幢,汽车余辆,黄金1万多条;上海市长钱大钧盗卖日、伪物资价值法币42亿元。昔日上海滩黑帮大佬杜月笙感叹:“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

被讽刺为“五子登科”的接受大员——吴绍澍

人们把这种接收讽刺为“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人们传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政府的“劫收”,使人民对它的希望迅速归于破灭。年9月27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指出,这种行为“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除了民族资本家备受摧残之外,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换办法,对社会各阶层民众都进行残酷掠夺。年9月26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11月21日又颁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伪币中,储券元兑换法币1元;后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

按照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面值比率分别约为35:1和0.5:1。据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党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达2亿美元。

日本投降后,谢士炎被任命为武汉前进指挥所办事处主任,负责武汉地区的接收工作。他看到了其他国民党要员贪污腐化,抢夺民财的丑恶嘴脸,十分愤怒,严加抵制,因而得罪了一大批特务。谢士炎严于职守,与趁接收之机大肆贪污的军统特务进行斗争,却反被诬告为“发接收大财”。对此,蒋介石竟偏听偏信,下令将谢撤职查办,关进军事监狱。

军队里同僚好友们都知道谢士炎是一位“廉洁奉公”的将领,多方奔走为之鸣冤,并通过宋美龄说情,3个月后予以释放。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转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谢士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后,送出了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谷正文后来的回忆录中,对谢士炎有大段记述。该回忆录通篇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唯独对谢士炎这个对手,极为恭敬激赏。谷正文写道:“我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第一眼看到谢士炎时,却被他那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在北平第一看守所头一道铁门前,谢士炎穿着整齐的军服,操着湖南口音高声抗议道:“我是国家的一名将官,我为国家立过战功,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吗?”谷正文写道,谢士炎“对看守兵那种侮辱人格的搜身做法不能容忍”。

谷正文在第一看守所审讯谢士炎,两名刑警一前一后地把谢士炎带进刑讯室。“当谢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次日上午,二人再次交手,谷正文亲自为谢士炎冲泡了一杯咖啡,以此作为这次特殊对话的开场。“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

谷正文问谢士炎,为何以国军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注:少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年11月19日晨,南京城西江东门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沉重的铁门打开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跟着典狱长来到这里,点名提取5名“共产党要犯”,要进行处决,而这五位昂首挺胸的“犯人”竟都穿着整齐的国民党将校军服。

一个姓方的军法官宣读了所谓“死刑执行书”,罪名是“共党间谍”、“泄露军机、颠覆政府”,然后摆上“送行酒”,问有什么话说,让他们利用最后15分钟安排身后的事情。

谢士炎斟了一杯酒,怒视着军法执行官说:“我的遗书早就准备好了,在监房里我的衣服口袋里,你们可以去拿,交给我哥哥。我遗物中还有我太太的相片,她已经去世了,希望你们将它撕毁了,不必让一个去世女人的相片在外面流落。”军法官答应了。谢士炎又说,“你们今天把我们枪毙了,没有关系。可是我告诉你们,国民党是一定要垮台的!今天蒋介石杀我们,明天全国人民就会同你们清算!”其他4人也义正词严地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然后,他们昂首阔步地走向行刑地。刽子手吼叫着:“死囚们跪下来!”谢士炎高声冷笑,说:“我们从来没有跪过,死,也要站着死!”5个人互相鼓舞,谁也没有跪下。谢士炎又对战友们说:“来,同志们,我们呼口号!”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臂,手铐叮当作响,“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新中国万岁!”这悲壮的呐喊声,既像火山爆发,又像夏日的惊雷,回荡在刑场上空……枪声响起,五位英雄倒下了。

他们五人后来被称为“北平五烈士”。

北平五烈士

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八兵团跨越长江天险后,胜利地攻占南京。就在当天下午,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接到叶剑英从北平发给他俩的专电,务请他们派人在敌人监狱里找到谢士炎。进驻南京的三十五军奉命立即派人去中央军人监狱寻找,最后从狱方的行刑记录上查到了谢士炎等已于几个月前遇害。陈士榘立即给叶剑英回了电报。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拿着电报的手微微抖动,哽咽地说:“谢士炎牺牲得太早了,哪怕再等个一年半载……”

在这场气势汹汹的大搜捕中,只有一个叫做赵炜的地下党员奇迹般地逃脱。赵炜毕业于黄埔军校十六期,在陈诚和杜聿明掌管国民党东北军政时期,是“潜伏”在陈诚和杜聿明身边的中共高级卧底,代号。作为少校作战参谋,他主管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的机密室,并负责标识国民党在东北各区的兵力配置。这样一来,东北国民党军团以上兵力的调动,以及东北国民党军的大规模作战计划,在陈诚、杜聿明等人知道之时,同样的资料也会出现在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前。

赵炜潜伏的时间段,正是国民党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相持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国共东北战局的转折点。赵炜的情报和一道假命令,直接导致了13军的89师和54师的团被歼灭,使得国民党军剩下的进攻部队纷纷逃窜,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一举收复大片失地,直接扭转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地区的不利战局,国民党军在东北全面转入防御。“北平谍案”案发后,赵炜从北平回到沈阳,后从全城搜捕中只身逃脱,进入东北解放区,此后一直在中共情报机关任职。

赵炜

“北平谍案”案发后整整五天,中共情报机构上层仍然对此一无所知,最后还是从国民党政府的媒体上得到消息。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直到此时,周恩来等人才从国民党控制的报纸上,得知北平密电台暴露了。

在此期间,已经叛变的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年入党,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王石坚

王石坚本人也已打入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曾任战区长官部密电主任。在设法获得胡宗南的同意后,作为胡系的机构,又于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由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则出任经理,并还接办了《新秦日报》。

凭借安全与方便的公开身份,王石坚领导的这个情报系统,便一步步创造了惊人的成就。年春,毛泽东之所以能象神明一样“胜似闲庭信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与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不急不慌的周旋,便是因有了王石坚系统提供的准确情报支持。

王石坚是中共整个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他如果被捕背叛,其危害要比李政宣等人大得多。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曾经立下卓越功勋的中共个北方情报系统被连根拔起,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

由于国民党保密局封锁消息,王石坚是否背叛,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一个疑点,中共中央至今没有给王石坚的叛徒身份定性。但是,作为王石坚系统的一个分电台台长,李政宣不可能掌握整个系统的情况。从整个情报系统的被破坏程度和保密局抓捕行动的迅速准确来分析,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系统的领导人王石坚彻底叛变了。

0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王珺先生的文章,谈及王石坚一案。文中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作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人。

但是,王珺文章没有披露:除了自白书,王石坚究竟有哪些具体出卖组织的叛变行为?因为,按上述王石坚在自白书中交待的情况,这似乎只是当时他对现实情况的承认,却还不能说是其主动出卖了同志的证据。相反,有一种事实却确凿无疑:王石坚在被捕后,胡宗南身边的几位重要的地下情报人员——即”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身份始终未暴露。

据王珺的文章说: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认为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王珺:《复熊向晖质疑》)

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在这里所说的“组织责任”,即如年11月23日,李克农在王石坚情报网受挫一事向中央写的报告时所说:

“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根据这次被破坏来检讨,我们对石坚系统的领导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对石坚系统的工作要求过高过多。石坚系统在去年以来,已遍布东北、华北、西北,极为庞大,密台通报者达六、七座。这些据点未及时切断横的联系,单线发展,且更要求他向华中、西南发展,甚至超过他们环境以外的材料(如全国性材料等)。秘密工作虽不免会遭受破坏,但如没有以上缺点和错误,即使部分组织发生问题,亦不致牵连如此之广,破坏如此之大,这是我们深深引以为内疚的。”(熊蕾:《周恩来说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是“后三杰”》,载上海《品味周刊》9年12月)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

蒋介石事后听完郑介民的详细报告,极度震惊,狠狠地骂道:“你们尽是饭桶!共产党钻到我们的上层军事机关,甚至是主管作战的参谋处等部门,我们怎么会不打败仗!今后,一定要严密防范!”但毕竟是破获了一桩大案,老蒋又欣喜异常,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

眼皮底下出了这么大篓子,而且自己就身为“北平谍案”导火索的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显然不可能独善其身,但是老蒋从他身上,仍然抓不到任何把柄。当年让红军咸鱼翻身的“宁都起义”就是孙的部下发动的,如今这些对于解放战争战局起到关键作用的中共情报网络,仍然跟孙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蒋说什么也不敢用孙了。

孙连仲正好也不想干了,向蒋当面提出辞呈后,被调往南京出任首都卫戍司令。卫戍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宪兵、警察和卫戍部队等,实际上都由蒋介石直接指挥,孙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在蒋介石出门时跟跟班,平常应酬应酬,闲时打打网球看看书而已。此后孙一直任闲职,直到年在台湾去世。孙在北平的位置,则由傅作义接任,蒋介石将北平行辕以及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撤销,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任总司令。众所周知,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和秘书阎又文都是地下党员,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傅作义

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被彻底破坏,但是中共的情报系统每天仍然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送到中共中央。当时活跃的著名情报系统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即便是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还同时活跃着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几支隐蔽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共同努力,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由于破获了北平谍案,北平站全体人员受奖,黄天迈升调外事站站长,遗缺由文强接任,但文强已决定前往湖南任职,所以在挂了几天名后,另调北平特警班副主任——马汉三的亲信乔家才接任。

马汉三因参与其事,心里十分骄傲,并进而产生了自搞特务组织的想法。他还真就那么做了!马汉三秘密成立“建国力行社”,自任主委,乔家才任副主委,黄天迈、刘玉珠(马的亲信秘书)等任委员。他想依靠这个组织来坐大实力,进而成为进军政界尤其是进入南京政坛的政治资本。

马汉三

保密局之下岂容其他组织酣睡?马汉三没想到被认为绝对保密的组织,已被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掌握。当毛人凤挤掉郑介民继任局长后,就准备拿马汉三开刀。马汉三则在向毛人凤示好不成、按照毛氏指示帮助其情人刘秋芳竞选国大代表失败之后改投李宗仁,并帮助李氏竞选副总统,来寻求新的靠山。

年6月30日,抵达北平的毛人凤以召见军统老人为名诱捕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等人。7月6日,马、乔、刘三人被押解到南京,在经过秘密审判后,马、刘于9月27日被执行枪决,乔被判处无期徒刑。对外公开的理由是“贪污受贿”,实际罪名是“私设组织,网罗党羽,分裂党国,破坏纪律”。

谷正文随蒋介石投奔台湾后,成为掌管台湾特务机构的头子,绰号“活阎王”,毛人凤曾对他说:“你比我还狠!”在台湾潜伏的中共情报网就是毁在他手里,受到牵连的达到两千余人。他还策划过意图谋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谷正文一面说:“我是个坏人吗?一面说:“杀人跟杀猪有什么分别。”,是个十足的笑面虎,冷血杀手。退休后不甘寂寞,他还出版过一系列自传,例如:《乱世蛇神:谷正文特务工作档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以及《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

被谷正文抓捕的中共地下党员

至于那个飞贼段云鹏,也和谷正文一样,继续为蒋家王朝为虎作伥。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包围北平,北平市长何思源力劝傅作义响应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主张,早日与共产党军接头谈判。年1月17日,傅作义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参议会上何思源等11人被推举为和平代表,定于1月18日出城和解放军接洽。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当即命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尽快暗杀何思源。

保密局北平站的谷正文接到命令,把暗杀何思源的任务交给得力干将段云鹏。谷正文与段云鹏定下的计划为:用炸弹炸死何思源全家。

段云鹏悄悄潜入何思源的住宅屋顶,安放好炸弹。何思源全家人为北平即将和平解放激动不已,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进入梦境。凌晨4点50分,何思源家的住宅屋顶发出了几声巨响,何思源的二女儿被当场炸死,其余五人全部受伤。何思源之所以逃过一劫,是因为段云鹏粗心大意,把炸弹错误地放在二女儿的房间。

由于爆炸事件,出城日期推迟了一天。19日清晨,怀着丧女之痛的何思源在中共地下党员的保护下和其他代表出西直门,毅然前往共产党军前线指挥部洽谈北平的和平解放事宜。

何思源出城的同一天,王蒲臣奉命将保密局北平站长的职务移交给徐宗尧。但根据保密局的指示,王蒲臣继续以督察身份负责华北地区的特务工作。在经过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后,王蒲臣已经预感到北平解放是迟早的事,他不等交接完毕,即命部下将北平的大部分档案予以销毁,随后又布置了五个潜伏组,由韩北辰、周受轩、龙超、路捷音、秦应麟任组长,执行北平解放后的特务活动。

王蒲臣

与此同时,其他保密局的特务们乘坐专机逃离北平。谷正文则通过华北剿总一处买了飞机票,带着家眷转道青岛逃往上海。段云鹏乘飞机逃往上海。然后随保密局从上海乘船撤往台湾。

王蒲臣没有想到的是,已经与中共牵上线并准备投诚的继任站长徐宗尧,已经掌握了其中的三个潜伏组。北平解放后不久,徐宗尧就带着公安人员劝降了韩组,继又破获周、龙两组。不久,路组又因收发报人员自首而被破获,剩下一个秦应麟担惊受怕,选择逃跑,后在天津暴露被捕。

王蒲臣满以为万无一失的五个潜伏组就这样在一个月内全部丢失,他只得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大陆。

开国大典前夕,段云鹏又从台湾悄悄地潜入了天津,准备在开国大典上进行破坏,并且伺机进行暗杀活动。由于保卫工作严密,段云鹏一直没有找到机会,10月底,他取道广州、香港,返回台湾。

年10月,段云鹏再次潜入大陆,到达天津后设法与北京的特务接上了头,刺探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地点的位置。段云鹏的再次露面,公安部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北京市公安局搜集线索,一旦出现,立即抓捕。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迅速部署,从段云鹏历史上有关系的人入手,会同天津市公安局,逐步挖出了段云鹏在京津两地发展的十几名特务,然而狡猾的段云鹏却漏网了。

冯基平

年,段云鹏第三次潜回大陆。这次他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北平行动组,并指挥特务们在京郊通县自制了炸弹,预谋在年的五一节日时期暗杀中共领导人。但在年4月30日,这个组织被京津两地公安局一网打尽,宣告破产。而此时,段云鹏已经返回了香港驻地,再一次漏网。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看到有关段云鹏的材料时,指示北京市、天津市公安局:此人对首都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威胁极大,要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他。

年6月底,公安机关得知段云鹏准备在两个月内由香港偷渡入境潜回京津。7月2日,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京津两市公安局组织了专案组,由广州市公安局协同配合,在深圳、广州严密部署。只等着他自投罗网。

年9月14日,觉得风声已过的段云鹏拿着港澳通行证,以港商洽商投资的名义,进入广州,不料,随即被公安人员抓获。段云鹏被抓获后,广州空军派专机将其押到天津,于9月24日押解进京,关押在北京公安局草岚子看守所。军统飞贼段云鹏的案子涉及京、津、沪、穗、鲁等五省市,同案犯多达余人。破获了段云鹏的四个潜伏组、四个联络点,共捕获名案犯,其骨干分子全部落网。

年10月11日,段云鹏被处决,结束了他作为飞贼以及军统特务的一生。

这场影响巨大、牵连甚广的“北平谍案”,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完)

扩展阅读:北平谍案中唯一逃出的地下党——赵炜的传奇故事

赵炜,年农历九月二十四出生。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十六期,是杜聿明和陈诚掌管国民党东北军政时期,潜伏在他们身边的中共高级卧底。他作为少校作战参谋主管东北国民党军司令部的机密室,并负责标示国民党军的东北各区的兵力配置和团以上兵力驻地表。他与李克农手下大将“石坚”单线联系,是中共中央安插在国民党军东北司令部当中的一张王牌,代号。赵炜送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是中共获得第四次辽南战役胜利的大功臣,在四平战役中也出力甚大。

他潜伏在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的这个阶段正是国民党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相持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国共东北战局的转折点。赵炜的情报和一道假命令直接导致了13军的89师和54师的团被歼灭,使得国民党军剩下的进攻部队纷纷逃窜,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一举收复大片失地,直接扭转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地区的不利战局,国民党军在东北全面转入防御。

黄埔开学典礼见到蒋介石

由于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我很早就走出家门,外出当学徒,为了生计,我进入了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当学员。大约年9月底、10月初的样子,我在中央军校桂林分校十六期的开学典礼上见到了蒋介石。他穿着精神的中山装,发表演讲,我只记得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姊妹就是我的兄弟姊妹”,觉得挺感人的。蒋介石训话之后,举行了阅兵,我因为个子比较高,站在了第一排,当了旗手。

年秋天,我从黄埔军校桂林分校毕业了。我的改变特别大,普通人经过了军事训练,就是不一样了。在军校里面,我的着装、走路、身形、敬礼姿势等都是非常标准的。我系统地学习了射击学、土木工程、测绘、战略战术、步兵操典等课程。毕业的时候,我穿起武装带,佩上了蒋介石赠送的中正剑,上面写着“不成功,便成仁。校长蒋中正赠”的字样。我觉得自己很光荣,也很威风。

人生观慢慢改变

毕业后,我作为少尉见习官,被分到了第五战区的汤恩伯部的第31集团军下属的13军独立团机枪连训练新兵。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被选为代表,去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给他送了一面锦旗,并向第五战区长官部报到。李宗仁住在老河口一位平民的房子里,房间很简陋,没有地板,铺了一层芦席,摆了一张办公桌。李宗仁非常和蔼可亲地和我们握手,勉励我们,他寒暄了几句,让我们和他一起照了张相就让我们走了。李宗仁没有架子,令人亲近。

我工作的13军独立团实际上是补充团。我所在的机关枪连按理说有三个排,可是实际上只有一个排,全连也只有两挺马克沁重机枪。我在连里的职务是排长,可是我这个排有两个排长,我是大排长,还有一个二排长。我的见习期满了,正式升任中尉排长。我到了补充团半年后,一直没机会上战场,觉得待在补充团没有意思,就和在三连当排长的同学一商量,两个人决定脱离13军,到陕西去投奔我们桂林分校的学生总队的总队长,他在陕西当师长。没想到,我们千里迢迢赶过去投奔,却被他狠狠训了一顿。我们很丧气,就又回到了河南老河口第五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我找到了同学、好朋友——在第五司令长官部当参谋的朱建国。因为我没有工作,西北军系统的池峰城的30军正在招人,我准备过去当排长。朱建国把我劝住了。朱建国说,你不要去,就在这等着,等我给你找份好工作。于是我就在朱建国的住处住了下来。

朱建国在五战区管参谋处绥靖组,这个绥靖组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是有防范的,朱建国的绥靖组缴获了很多中共印制的宣传小册子,有什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我闲得无聊,就看看这些书。朱建国下班回来后,我常常和他聊时局,聊人生。当时我还不知道,朱建国已经接受了中共的主张了。朱建国看中共的书看多了,就信服了中共的宣传和理论。这段时间,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也寄望于共产党了。

李克农批准我的代号

抗战胜利后,我从国民党第五战区日侨战俘管理处转到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当少校参谋。我从上海取道天津赶赴东北。在天津我见到了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当作战参谋的朱建国。长谈之后,我决定为中共做情报工作。朱建国让我到北平见中共的情报员。

年3月份,在北平石驸马大街89号,一个姓王的朋友家里,一个中等身材戴灰礼帽、穿灰布棉袍、穿圆口鞋、右手拿着一张报纸的男子来找我。他就是李克农手下的大将“石坚”,我俩在四合院的南房客厅里会面。他的面貌没什么特殊,平常人的样子,穿戴像个商人,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石坚”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要参加共产党的工作,请求上延安。“石坚”说,你现在到延安不可能,延安那边也在打仗,即使你到延安参加军队,顶多当一个营长,你最多带一个营。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大概也就半个钟头。我被“石坚”说服了,“石坚”说我应该向朱建国学习,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搞情报工作。“石坚”(王石坚)最后和我约在西单附近的西黔阳饭馆见面,然后他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地到西黔阳饭馆找个包间,等待“石坚”的到来。我们利用吃饭作为掩护,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得比较具体,主要是“石坚”给我交代工作:你到东北应该怎么样工作,党组织怎样派人与你联系,你怎样把需要的东西交给情报员,等等。“石坚”向我强调: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注意严守秘密”,一定要和自己的上线保持“单线联系”,对任何人都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哪怕是自己的家人。

第二次谈话,我们也只在一起三四十分钟,就匆匆分开了。分手之前,“石坚”与我约好,明天上午在宣武门澡堂子见面。澡堂子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第二天上午,我又早早地去了,与“石坚”见面后,要了个单间。脱衣服洗澡的时候,“石坚”指着身上的伤痕对我说,“这些伤疤是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他们打的,拿烙铁烙的,革命者要有气节,绝不能出卖同志。”我特别感动,当时觉得“石坚”真是共产党人的楷模,我要向他学习,好好听他的话,以后一旦被捕,也要像“石坚”一样坚贞不屈,不能出卖自己同志。

与“石坚”见面三次后,我成为了中共地下情报员,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入党。“石坚”上报李克农,李克农批准我为代号“”的情报员。

在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日常工作

年3月初,“石坚”派地下党员袁泽到沈阳与我取得了联系。此时,我已成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机密室的主管少校参谋。当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占据了沈阳繁华的商业街太原街西头的一座五层楼的建筑。我在二楼办公,宿舍在三楼。为了防止国民党沈阳公安局晚上查户口,我把袁泽带到了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宿舍里过夜。国民党警察是进不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宿舍进行搜查的。

我除了主管机密室,还负责标示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办公室里的东北作战态势图。我每天要在地图上标明中共和国民党军的占领区域——用大头针和蓝色、红色的闪光纸做成小旗子(蓝色的小旗子代表国民党军团以上的部队,红色的代表中共军队团以上的部队),把这些小旗子插到东北地图上,整个的东北军事态势便一目了然。

我还负责编订国民党军团以上兵力的驻地表,每个月要编一本,上面有国民党军团以上主官的姓名、代号、番号、驻地等。我打电话要某个部队的时候,不说部队的番号,只说代号,代号是使用数字表示的,有些时候会更换。这是国民党军保密的需要。该兵力驻地表由我每月印发给长官部各处室及国民党空军、兵站总监部及其所属师以上部队,属于绝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国民党军的军级部队的番号——新1军、新6军、13军、52军、53军,60军、71军、93军。

第一次送出情报立下大功

我见到袁泽的头一天就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我将国民党军第四次进攻辽东的详细作战计划向袁泽和盘托出。新1军22师:“杜聿明拟纠集60军、93军、52军和即将从热河调至新宾的13军共12个师12万余人,在梅河口、三源浦、七道沟(即今浑江市)、通化、集安、长白山一带,与我决战,占领我辽东军区临江、靖宇、抚松、长白根据地,以实现其‘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战略;其主力进攻部队是13军的89师与54师;集结地在新宾的三源浦;进攻日期,定在4月初。”我将计划详细交代给袁泽后,又冒着危险用小纸片画了一张示意图,交给袁泽带走。

这是我第一次送出情报,第一次没有经验,“石坚”在北平的时候也没有和我谈到“密写”技术,所以我觉得第一次送情报只能算是成功了一半,因为让袁泽带着这样明显的情报走,一旦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我和袁泽都跑不了。

本来我还想把最新编订的国民党军的兵力配备表交袁泽带走的,可是厚厚的一大册太显眼了,袁泽一次拿不走。我俩一商量,决定请求地下党组织尽快在沈阳设立便于我对外发送情报的秘密电台。

一个假命令,重创国民党13军

袁泽回去一个月后,“石坚”就派沈秉权和吕淑兰夫妇在离我办公地点不远的地方设立电台。我每个月偷偷带一册兵力配备表出来,交给他们,让他们发给中共中央情报部。此时,杜聿明已经向国民党军参加这次战役的各军师,下达了集结地及进攻地点、时间的命令。我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全部详细写出,交给沈秉权发往陕北。我不仅将作战计划报告中共中央情报部,还用一则假命令,灭掉了国民党军13军大部。

13军接到杜聿明的命令后,立即迅速从赤峰将其89师和54师调至沈阳。我为了摸清这两个师到达沈阳及出发的时间,以看望同学为名,在沈阳南站上了13军司令部的列车。

在那里,我找到了在该军司令部任参谋的同学,畅叙阔别之情。我俩谈得正欢的时候,13军军长石觉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责问我道:“你是什么人?谁让你到车上来的?”我立即立正向他行礼,说:“报告军长,我是司令长官部的参谋,到车上看望久别的同学。”石觉厉声吼叫:“快给我下去!”他这种粗暴行为,使我和我的同学都十分尴尬,但毕竟他是个中将军长,我们都是小小少校参谋,不得不忍气吞声,由他大声怒斥。

下火车时,同学也不敢送我。回到司令部参谋处我立即起草一道命令:“急电,石军长:你军车运至清原后火速急行军至新滨三源浦,迅速进入阵地,进行强攻,占领兰山制高点,不得有误!”因为我大致了解,在兰山脚下,我民主联军已布置好袋形阵地,正等待13军钻口袋呢!兰山地势险要,三面均为高山,呈凹字形,只要进山仰攻,必被全部歼灭。该命令经作战科长、参谋处长签字,参谋长赵家骧“画行”,签名,迅速发电13军。所谓“画行”即批准的意思。该军到达清原后,立即以急行军速度向新宾、三源浦进发,进入我兰山阵地后,进行强攻。他们正好钻进我军布置好的“口袋”之中。89师及54师团被歼灭。13军遭到重创后,其残部、北路南路部队纷纷逃窜。

没想到,我的这则命令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整个战役的彻底失败。这场战斗在全东北战场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标志着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的失败,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守,东北民主联军则取得了战略主动。

蒋介石大骂杜聿明指挥不力。杜聿明挨了顿臭骂,心里很恼怒,就回司令部查看是谁下达了这条命令。后来发现是我起草的作战命令。不过,我一点事情也没有,因为命令的电文稿上有作战科长、参谋处长、参谋长的签字。我作为作战参谋,作战命令是其基本业务。有这么多人的签字,也不好搞清楚,到底是谁的主意。杜聿明就在电文稿上写下了“该参应予申斥”六个字,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获中共中央情报部嘉奖

年5月中旬起,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分别在中长路两侧、沈阳、吉林线及热河、冀东、南满地区发起进攻。6月中旬,民主联军又集中力量围攻四平。四平位于长春、沈阳间,是战略要地。这时我将国民党军的调动部署及时告知密台的沈秉权,又立下大功。

民主联军围攻四平时,我随郑洞国至开原前线指挥所任参谋,沈数次到开原来取情报。当时我将四平敌71军的城防部署、防御工事以及长春新7军和沈阳新6军增援的兵力部署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沈秉权。6月初,我军攻克昌图,进占开原,郑洞国撤回沈阳。我辽东部队攻克安西。南满部队收复宽甸、风城、安东、庄河、复县并攻克本溪。6月14日,民主联军对四平发起总攻。经过半个月奋战,歼灭敌军一万余人,敌71军副参谋长被击毙,俘虏敌军六千余人。后因敌新六军援兵赶到,民主联军于6月30日撤离四平。

自民主联军夏季攻势以来,五十余天国民党共损失八万三千多人。我军收复城镇42座,解放区扩大了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军则被压缩在中长路、北宁路及沈吉沿线以沈阳为中心的狭长地带的少数据点上,只得由全面防御转入重点防御。东北战局发生了带根本性的改变。从此,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便为我民主联军牢牢掌握。

自4月份,沈阳地下党为我建立秘密电台以来,因为送出去的情报重大而及时,中共中央情报部特来电给我嘉奖。(口述赵炜采访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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